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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晨雨：电影就是我的生活 - [《新城视》]
2008-11-25
毛晨雨：电影就是我的生活文/曹卡帕
“以前我觉得做电影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是秉承着一种理想，而现在我的生活就是电影，电影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像吃饭一样简单。”
毛晨雨，自由编剧，导演，他不太喜欢使用独立导演这个词，他嫌这个称呼太“身份”了点。虽然“圈内”对他无人不晓，不过他似乎更习惯于一种默默无闻的状态。他拍过十几部电影，没有给他带来过一分钱收益，听起来好像有点失败，他却毫不在乎。他说在这点上他是极度狂妄的，他有个很大的野心，而现在所做的一切一定会有结果并且比他想像得更好。如今毛晨雨的工作就是拍电影，他的生活也是拍电影，因为一个电影，他会一头扎进湖南岳阳老家几个月，因为这种热爱自由自在的天性，他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束缚他，无论是金钱，名利，还是他人，他需要的只是影像本身。甚至现在他拍片几乎没有自己的团队，用很简陋的器材，偶尔请几个助理也不过是替他干些体力活，尽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他想的话可以立刻组建一个团队，但他不需要那些所谓有文化的人来干扰他。在他单枪匹马的电影世界里，他可以挥斥方遒。
第一眼看到毛晨雨的时候，他正在一本素描本上随便写着什么。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词语，后来在采访的时候，他也在这本本子上写一些他自己创造的我不理解的概念，比如“稻电影”、“第二文本”、“闭合部”。那个时候我想我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他能坚持自己的理想那么多年，因为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强大而专横的内心世界，他要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宇宙，这个小宇宙里的全部体系和规范都将由他一个人来制定，他是这个宇宙的主宰者、上帝。这是一股极度自负的能量，他确信自己要构建的宇宙的模样，因此才能脚踏实地又志在必得。
现在毛晨雨在上海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年，他有时会觉得这个城市有些浮华，但他仍旧对这个城市充满感情，除了去外地拍片他总是待在这里。也许是因为他在这里接受了高等教育，因为在这里有过许多朋友，因为他能在这里得到拍电影需要的资金，尽管它们常常并不多。“生活有时来自于一种特别简单的选择”，他说，就像他起初来到上海考同济大学的原因是为了当一个包工头，因为在他老家，能赚钱的就是包工头，而后来想从事电影只是因为看了《黄飞鸿之西域雄狮》。“那时我特别喜欢关之琳，然后我想我应该也能娶到这样一个老婆，那我就去做电影吧。”只是就因为这种特别简单的选择，毛晨雨一干就是十年。在这期间他也痛苦过，郁闷过，怀疑过，但从未言弃。他说现在他觉得梦想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东西，他把他的梦想变成了生活本身，而电影就像吃饭那样简单，他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不让他自己的生活变的枯燥乏味。采访那日，他看起来有些疲惫，因为他刚刚从家乡回来，完成了他第五部“第二文本”电影《搜神记》。“第二文本”是他一直挂在嘴上的一个词语——他自己造出来的，与他的电影理想息息相关，也与他自己的生存状态如出一辙：一种隐匿在主流之下的，来自民间的，被隐逸的话语。他坦言自己是被“旧的电影制度排挤”的导演，也从来不掩饰他作为一个电影人的边缘身份，他说，时间会最终澄清一切。
《新城视》：为什么选择纪录风格的电影？
毛晨雨：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在变化，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说未来十年要做出什么确定形态的东西，其实每个时期的选择方向不一样，选择有时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当然纪实风格它来得更直接，也更为纯净、独立，其实我做的剧情片比纪录片还多，只是他们的风格，因为缺钱，做的很简陋，很简单，所以风格更接近于一种纪实的风格。《新城视》：说说你的“稻电影”。
毛晨雨：有时候，我觉得很难把我脑海里对于我做的电影的概念，统筹起来向别人做一个很清晰的介绍，我就做了一个新的电影概念叫“稻电影”。因为我的电影都是在水稻种植区域拍摄的，与稻植文化有关系的，而这种文化可能跟我一个比较喜欢的字有关系，“傩”，像沈从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巫术文化。“稻电影”就像水稻一样是一种自由而诗意的意向，我希望挖掘那些被主流政治话语屏蔽的，被公共知识经验所忽略的来自民间的被隐逸的话语，我觉得这也是另一种文明的形态，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我“第二文本”的概念所在，稻电影可能就是这种“第二文本”之下的一个小的统筹体。
《新城视》：为什么你对这种隐逸在民间被主流文化遗忘的东西感兴趣呢？
毛晨雨：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我生长的地方，我会想要从中去寻找身体来去的方向。另一方面，你会发觉这里面有着非常有趣的体系，比如说在我的《搜神记》里有这么一段，有一棵树旁边修了两座庙，一座是以前修的庙，一座是新修的庙，有的村民认为以前修的那座庙对某户人家带来了很直接的帮助，而其他人家却倒了霉遭了殃，这种权力与机制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不平等的，所以他们必须也新修一座，来伸张他们的权力保障，这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结果，一种人的集团化。人和人之间产生一种利益关系，然后慢慢形成一种集团的形式，这在农村特别常见，比如我和他关系很好，哪怕他是错的我也说对的。所以才会出现原本有座公共的庙，但另一群人觉得这座庙的修建对他们产生不利，那又会形成一个集团修建另一座庙，还有一些人则两边的庙都信，这并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新城视》：你只是想要去记录这种状态？
毛晨雨：我要的肯定比单纯的记录更多。我要做到的是构造另一个宇宙的形态。因为很多人有另外一个宇宙观，他们并不存在公共经验的影响，也不会与之对话，这些农民的头脑里可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观念，因为这些60多岁的老人正是文革时期的健壮派，另外一个观念就是金钱，对物质的一种崇拜。他们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比如我在老家重现了一个窑洞，但他们就觉得很无聊，而我经常就用一种非实用的方式和他们对着干，看他们怎么反映。
《新城视》：结果是？
毛晨雨：结果他们觉得我可能被设了法。不过这没关系，他们有他们的需要，我有我要表达的，两者没有矛盾，我要的是一种对话。十年以后我给我自己的孩子看这些片子的时候，他能看到的是真正的历史，一种对话的姿态。在我们老家那里只有我有点文化，也只有我能有这个可能去做一些保存性的结果。
《新城视》：是不是有种保护的心态在里面？
毛晨雨：其实这个村落不是一个典型性的村落，只是我的故乡，保护性的观念可能会有，但是是带着点乡愁和寻根的感觉，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生理反应。至于是不是因为这种乡愁而生出来一种保护的意识，我不知道。不过有时我去翻族谱的时候会有一种亲近感，你会发觉40、50年后你的死亡也只是留下一个名字，甚至连真名也不是，只是一个符号，那么谁也不知道谁是谁，而我至少还留下了点影像。
《新城视》：类似侯孝贤电影里的那种乡愁？
毛晨雨：其实在30岁不到20几岁的时候，我就放弃了侯孝贤，因为候孝贤的电影总是在什么地方充满了一种愁绪的味道，很多导演在拍头几部电影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愁绪去拍的，秉承我们血脉中间那么一点点乡愁，那么一点点血性，来拍摄那么一段他认为的值得回味的青春岁月。而我要做的是电影，而不是某种愁绪。
《新城视》：那现在是不是已经摆脱了青春愁绪了？
毛晨雨：是的，以前我觉得做电影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是秉承着一种理想，而现在我觉得做电影是很幸福的，因为生活就是电影，电影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像吃饭一样简单。
《新城视》：理想对你来说是什么？
毛晨雨：我觉得可想可为就是理想，我没有太多实用性的目的，也没有渴求电影给我带来什么浮华的生活。我觉得如果电影是生命的话，一定是超越理想的，对我来说现在并不存在理想什么，我要把电影置入生活中间，我认为我的生活应该过得很自由，我所干的一切都是与我理想的需要重合的。
《新城视》：曾经有没有对理想怀疑过？
毛晨雨：我的理想就是能够自由的去表达一种生活和感想。而一开始，我只是单纯想做一个电影大师，现在仍旧一样，内容没变，变的只是形态，理想就是做一个中国写历史书时都不会忘记我的人。
《新城视》：为什么以前做电影觉得做得苦，现在觉得幸福？
毛晨雨：因为形态发生变化了，我把电影的形态和我的生活建立起关系了，以前你总是把电影置于一个“在之上”，是一个你要去从事的一样事情，而现在你发现电影是你的生活了，这样你会觉得轻松了，以前总是把双手吊着，像吊着双杠走路，是很累的，而现在人就在单杠上走路，铺上了平板，你和理想之间建立的是直接对等的关系，这也是一种理想。
《新城视》：在这种调整舒服状态之前是怎么样处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的？
毛晨雨：有的人并不知道理想和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有的人的理想总是在头顶上，像是佛陀头顶上的光环一样，他们需要有这种东西去罩着他给他一种安详的心态，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也或者说理想随着年龄形态上会发生一种变化。以前觉得累也就是因为理想在头顶上我想去抓住它，似乎你不抓住它就觉得和理想失去关系了，而且你总是觉得理想和自己是有距离的，为什么有距离因为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而拍电影是很需要耗费物资人力的一样东西，而后来拍过了，发觉电影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复杂，是对电影理解的方式发生变化了。就好像我们想做大师，其实后来发觉大师就是自己一样。我的感觉是电影一点也不艰难，我所要崇尚的一种理想其实很近很近，甚至你在睡眠的时候都会与它有所对话，而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你的生活要过的充满生机，那你的理想才不至于那么枯竭和乏味。我们总是想站到权力的颠峰，你也希望别人抬着头去看你，让你的理念可以在人群中飘忽，我现在可能就到了理想的状态，很安静，一个一个做下去就好了。不用去想理想是什么，只需要去生活。
《新城视》：还期待结果吗？
毛晨雨：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是极度狂妄的，我不是期待结果，是肯定会有结果，而且是比我理想的结果更好，所以我现在回家拍片子是带着十个字的方向回去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有历史。”现在的影像对历史的记录和还原能力是最强大的。你不得不承认视听媒介对历史文化读解带来了一次非常完整的革命，我们不再需要文字了，我们依赖着所视所听的媒介就可以对历史做一种更为恰当的记录，而我做的所有的都是历史影像。
《新城视》：是的，文字会曲解事实，影像相对真实。
毛晨雨：所以我们现在说哪些纪录片真的在记录历史，哪些是在做个人化读解，其实这种东西在若干年后，把当时语境下的形态部分逐渐剔除以后，它的形像其实是比较确定的，没有那么丰富的读解区域。现在五花八门的言论，像是文化是什么，文化带来话语带来权力带来自由，20年后都是一堆废话，留下来的只有影像本身。电影本身就是影像本身，并没有那么多语境的选择。
《新城视》：这段路走的顺利还是艰苦？
毛晨雨：我能忍受贫穷，也能够忍受长期在物质比较贫乏的状态下生活和工作，从现在来说做片子的状态太糟糕了，但那是电影物质条件上的限制，简陋不能说明一个电影好坏，这是一个对技术处理的问题，一切技术都与电影无关，技术就是技术。
《新城视》NO。23 -
奥巴马:《来自父亲的梦想》《无畏的希望》
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文/曹卡帕
当巴拉克·奥巴马还是个伊利诺斯州的新任参议员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书了，和希拉里经常请人捉刀所不同的是，奥巴马书里的每个字都是他自己写的。他的第一本书叫《来自我父亲的梦想》，副标题则是：关于皮肤和遗传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他回忆了自己的早年人生，寻根溯源，追忆在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就离开他的，最后死于车祸的“肯尼亚”父亲，他终生仰慕的、独一无二的、“拥有最仁慈，最高尚的精神”的母亲，以及他在雅加达备受欺负的童年和回到夏威夷后放荡不羁的青春期。
他在这本书里毫不掩饰自己被美国六、七十年代严格的种族分界线所困绕的事实。他背井离乡，流离飘泊，他不协和的身份走到哪里都没有太多“家”的感觉。也因此年少的奥巴马经常在夏威夷海滩和街头游荡、逃学，甚至吸食过大麻和可卡因，从而将他有关身份的疑问挤出脑袋。
如果说奥巴马的第一本书是他的早年自传，是他对于来自他身体内部皮肤和血液的迷茫和困惑，那么奥巴马的这本《无畏的希望》则更接近于一部政治自白，许多章节很象选取他政治演说的片段，甚至书名都来自于他四年前在一次民主党会议上的发言，也正是这次发言让他成为民主党年轻的希望。他在书里陈列了他许多政治观点，从教育，公共卫生，国内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还有伊拉克战争。当然这全部都来自于他丰富的个人经历：从一个芝加哥的社区组织者，一个《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一个宪法学教授，一个民事诉讼律师再到一名参议员。因此即使这本书里有着那些政治家喜欢并且善于使用的陈词滥调，他仍旧保留着从第一本书《来自父亲的梦想》里所具有的那种美好品格：真实的，富有个人魅力的话语。而这种真实也是后来媒体和政治家最爱用来形容奥巴马的一个词语，也代表着他整个竞选的风格。
据说，美国总统竞选人历来有出书的传统，以此提前来进行一次无声的竞争，比起希拉里的字斟句酌，矫揉造作的文风，麦凯恩的平淡无奇，奥巴马写的文章非常生动朴素，因此十分畅销。在《无畏的希望》里，仿佛早有兆示，如同后来他竞选的那样，奥巴马紧紧抓住美国梦，他的文字，和文字里面对于开拓一个美国新社会的热情的允诺，都给饱受战争创伤和金融危机的美国人民新的希望。美国人压抑太久了，这个充满人格魅力，谈笑间让人神魂颠倒的黑皮肤男人似乎可以把布什政府带来的保守，强硬，死气沉沉和萧条都一扫而光，他的皮肤就是阳光，象是蕴含热量的幽暗之火，以至于大部分美国人可以忘记他皮肤的颜色。
不过这两本书也成为后来别人诟病他的源头，在《来自父亲的梦想》里，他说：“在我的生命中，她（母亲）是独一无二的永恒。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最仁慈，最高尚的精神。我身上的所有优点都源于我的母亲。”这也使有政治评论家冷酷地暗示奥巴马一直只提及自己的母系白人家人，而极力想摆脱自己的黑人背景。只是至于奥巴马是不是可以对他书里的承诺的东西一条一条的去兑现，做个真正力挽狂澜的罗斯福式的美国总统，还是这一切不过是他的一种竞选策略和噱头，日后自见分晓。
链接>>>
《为什么是奥巴马？》作者：大卫·弗雷多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巴马：他将改变美国》作者：张亚伟、吕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城视》第23期
